ADHD的幻想世界

體罰可否 看看國外怎麼做
「立法禁止體罰不只是象徵意義，而是讓孩子發現自己擁有與大人同等地位的個體，重新界定自己的價值。」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社會家庭科學系副教授瓊恩‧都倫說，瑞典的孩子，因為禁止體罰，而找到自己的價值，開始參與社會運動，這是禁止體罰的最終目標。

由人本教育基金會舉辦的「終止體罰國際研討會」昨天進行第二天議程，邀請瓊恩‧都倫介紹瑞典的成功經驗，分享瑞典的立法過程。

瑞典 全球首例禁體罰
瑞典是全球第一個全面禁止體罰的國家，早在1928年，「教育法」中禁止「中學體罰」，1957年，尚未立法禁止家庭體罰時，便在刑法中廢除照護者體罰的抗辯權，也就是教師、父母親，沒有權力對孩子動手，不過仍准許父母可輕微的體罰。

1958年，瑞典禁止所有學校與機構體罰，保障孩子的權力，直到1966年，親職法刪除「准許輕微體罰」的規定，家長不能對小孩動手；因為受到1975年一名父親毆打小孩卻判無罪的影響。1979年，瑞典國會修法通過親職監護法，規定：「兒童有權利受照護、保護和妥善撫育。兒童作為個人和其個體性，都應被尊重對待，不被體罰或遭受其他任何羞辱對待。」從此，瑞典成為全球第一個全面禁止體罰的國家。

都倫說，瑞典立法過程中，並未遭受太大阻力，因為教師早在1928就具有不體罰的概念，相當支持立法，家長在1950年代確實有過疑問，不過政府強勢立法，在1957年先剝奪父母對孩子的施暴豁免權，讓家長知道體罰不可行，所以後續推動立法，就較為順利。

體罰與管教的界線

台灣最大的爭議在於「管教」與「體罰」的界線模糊，相較於瑞典不讓父母有所謂的「抗辯權」，也就是賦予「部分或適度管教權」，在加拿大教書的都倫說，加拿大雖已禁止體罰，不過卻賦予家長抗辯權，規定家長對2到12歲的孩子「不能以工具施暴，不能打頭，只能打身體等」，希望在「微罪不舉」的前提下，家長可在「合理的範圍下」處罰孩子，也不會因為小小處罰招致起訴。

不過，加拿大卻發現家長不知「微罪」的範圍，常常出手過重，或是不打頭，卻把孩子打得滿身是傷。教師也被賦予在合理範圍下懲罰孩子，但也曾擦槍走火。都倫說，加拿大由法官判定該管教是否構成體罰，判決教師或家長是否有罪，不過，法官認為「兒童人權不是法律標準」，判決不一定對孩子有利。都倫同時也是聯合國秘書長兒童受暴研究計畫顧問，加拿大簽署「兒童權利公約」，宣示「反對任何型式的暴力」，也就是沒有任何理由，使用暴力就是不被允許，他們正積極推動去除家長抗辯權，保護孩子免於暴力。

台灣也是如此，在刑法中賦予家長具有抗辯權，教師則在刑法上有關業務的部分，規定執行業務上的正當行為不罰，未來教育基本法修正禁止體罰後，若有抗辯權可能產生模糊空間，都倫說，加拿大的例子可供借鏡。

很多教師習慣以體罰管理孩子，一旦去除體罰，教師們無所適從。都倫指出，瑞典的教育哲學與台灣不同，教師們一定會先建立孩子的自信心與自尊心。

她以自己的兒子6歲在瑞典就學為例，老師知道6歲孩子缺乏定性，不會強迫孩子整節課專心，只要發現孩子們開始不專心，就改變上課方式，或到戶外作活動，如果孩子們專注力較好，就學習較為深入的東西，老師也常常跟孩子們一起動手準備午餐，讓孩子學習各種技能，絕不受限於教室。

她也舉學習閱讀的例子，在加拿大時，老師們為讓孩子閱讀，便將書籍由簡單到困難編號，讓孩子知道自己讀哪裡，與別人差異多大，她發現兒子每天都注意自己讀到哪裡，並不是真心喜歡閱讀，只想與別人相比。

但到了瑞典，老師將所有的書擺著，讓孩子挑自己喜歡的書，她的兒子反而開心地看書。
她指出，教學方法很多種，但重要必須觀察孩子適合什麼，先建立他們的自信心，設計適合他們的課程，不要迷信體罰。

香港與蒙古經驗

除了瑞典與加拿大，香港在1992年完成立法，香港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雷張慎佳指出，香港推動立法後，全面禁止體罰，雖然仍會有零星的體罰事件，但已經大幅減少。

她指出，香港對於體罰的教師會先給予輔導、支持、教導、指引、提醒，但如果真的很嚴重，如最近有一名教師嚴重體罰學生，就被暫時吊銷執照，等待法院判決，如果嚴重的話，可能會被終身吊照，香港政府對於教師的處理，相當積極。

蒙古目前也正積極推度立法，預計今年就會通過校園禁止體罰，2007年能達到家庭禁止體罰的目的。拯救兒童協會英國分會蒙古計畫兒童保護專員賈佳爾‧處倫圖爾加表示，蒙古推動立法過程，讓兒童參與，並說出他們的想法，希望讓當事者的聲音能被聽見。

另外，蒙古官方也印製手冊分送教師與社工員，讓他們知道不體罰或處理家庭暴力時，妥適的作法，並藉由媒體的力量傳播，讓社會產生不體罰效應，達到立法目的。

資料來源：台灣立報http://www.ckids.com.tw/gn/image/061201.pdf